近年来，波特酒以及杜罗河谷的非加度餐酒获得了极高的评价。可矛盾的是，酒农们的日子却越来越不好过了，当地酒商甚至认为，整个产区正在慢慢衰亡。这是为什么？

　　杜罗的两难问题，是否也给了我们一些启示？

　　2014年底，背负着1.6亿欧元债务（1.3亿欧元负债及3,000万欧元累计利息）的葡萄牙杜罗产区酿酒商组织Casa do Douro终于宣布破产；这个消息在当时似乎并没有引起太多人的注意。这个组织的管理不善是阻碍杜罗产区（Douro）发展和繁荣的众多原因之一。在那之后，杜罗产区的发展好坏参半……

图片版权：Andrew Jefford

　　也许，最重要的是向着好的方向发展的那些方面。2011年份的波特酒空前绝后地受人们欢迎，卖得也不错。不仅如此，葡萄酒爱好者们对杜罗产区的餐酒也表现出了越来越高涨的热情（2014年餐酒的销售量增长了14%，销售额也增长了12%）。

　　应该说明的是，我完全相信杜罗作为一个餐酒产区，有潜力与波尔多、勃艮第、皮埃蒙特、托斯卡纳、里奥哈及纳帕一争高下——这是个全世界少见的“优质产区”，在未来的五十年内，我们所有人都会认识到这一点。

　　请记住，很早以前，在加度葡萄酒尚未成为这里的常规葡萄酒时，正是那些非加度的红葡萄酒使杜罗产区在葡萄酒地图上获得了一席之地。18世纪晚期，《约翰逊字典》的编撰者塞缪尔·约翰逊（Samuel Johnson）和他的传记作家詹姆士·包斯威尔（James Boswell）在伦敦的小酒馆里和上一杯时，享用的就是杜罗红葡萄酒；我相信到了21世纪晚期，杜罗葡萄酒也一定能够令思想家、收藏家和作家们兴奋不已。

　　《葡萄酒观察家（Wine Spectator）》2015年的“百大葡萄酒（Top 100）”榜单，尤其夺人眼球：在那一年，杜罗产区的葡萄酒取得令人欢呼雀跃的成绩——Dow品牌的2011年份拔得头筹，而2011年份Chryseia和2011年份Quinta do Vale Meão这两款餐酒分别名列第三、四位（相比之下，2011年份的波尔多二级庄——雄狮酒庄Léoville-Las Cases仅位列第十）。此外，《葡萄酒观察家》的专栏作家Matt Kramer去年还在波尔图（Porto）驻扎了三个月，无疑给杜罗带来了更多的曝光度。

　　那么，哪些事向着坏的方向发展了呢？与上面提到的那些好成绩相矛盾的是，杜罗葡萄酒种植商的生活变得更糟了。被《葡萄酒观察家》热捧的三款葡萄酒价格都在100美元左右。

　　这些酒，如同表层的奶油；在美好的表层之下，牛奶正在变质发酸。

　　“在过去的十五年里，杜罗河谷葡萄种植面积增长了25%，但波特酒的销量下降了10%。”波特酒生产商Taylor Fonseca Port Group的总经理Adrian Bridge表示，“造成这种困境的正是餐酒。”

　　餐酒做错了什么？辛明顿家族（Symington Family Estates）酒庄的Paul Symington 解释说：“我们种植的葡萄是整个伊比利亚半岛上最昂贵的：每公斤的成本高达1.04欧元。波特酒葡萄的价格在每公斤1.3至1.4欧元左右；而尽管产自与波特酒葡萄相同的葡萄园，餐酒葡萄每公斤仅能卖25分（0.25欧元）。这种情况必须改变，否则种植商们根本无法生存。由于完全不符合市场规律的经济状况，整个产区正在慢慢地死去。葡萄的价格应该更加合理。在餐酒复兴的好现象背后，存在着需要被认识并解决的危机。”

　　这种情况是如何产生的？

　　最根本的问题是，管理杜罗产区的系统设立于20世纪30年代；那时杜罗产区仅酿造波特酒，全球正处于经济大萧条时期，而葡萄牙则处在萨拉查（António Salazar）专制且家长式的政权之下。

　　根据年份的品质和产区的库存情况，波特酒酿酒商们会获得该年份的酿酒配额（benefício），这个配额每年调整。酒庄不能擅自决定酿造多少波特酒，所以多出来的葡萄就被只好用来酿造餐酒，因为餐酒的产量不受配额限制。而且，不论是用来酿造波特酒还是普通酒，产区对葡萄总产量的限制都高得离谱，为每公顷7,500公斤，或者说每公顷55百升。

　　事实上，杜罗产区很少有葡萄园的葡萄产量能高于每公顷42百升，所有品质最优秀的葡萄园的产量都明显小于这个数值。

　　由于波特酒销售量下降，而杜罗河谷又长期库存过剩，近年来，波特酒的酿酒配额一直在减少。种植商们通过使用或交易他们所获得的波特酒酿酒配额（严格来说，交易行为是违法的）勉强收回成本，然后再试图通过餐酒葡萄的销售，搜刮出一点微薄的利润——尽管有的时候，葡萄的售价比种植成本还低。这意味着，杜罗产区葡萄的官方市场成为了一个弄虚作假的天堂。

　　“我们这样做的实际结果，是导致了市场的扭曲。” Adrian Bridge说，“这个市场不重视质量，种植商们没有种植高品质葡萄的动力。因为就算葡萄质量不佳，在酿酒配额内也总能找到市场。就连专业的种植商也不再为葡萄园进行投资了。现在杜罗产区待售的葡萄园比过去多了许多。我们对这个问题藏着掖着的时间越久，解决起来就越困难。”

　　不过，葡萄种植问题同时也是一个社会问题——所以解决这个问题，不仅关系到经济，也关系到政治。

　　严酷的现实是，杜罗产区的种植商数量太多了：有17,000个种植商每家只有不到1公顷葡萄园，而只有660个拥有10公顷以上的土地。“酿酒配额”使得他们还能继续经营下去，但总维持在一个“营养不良”的水平上。

　　“不知为什么，酿酒配额正在害死这个产区，但这个产区又没有在经济上准备好告别酿造酒配额。”餐酒酿酒商、Quinta do Crasto酒庄的Tomás Roquette总结道。这正是Paul Symington所说的“杜罗难题”。

　　当然，半个世纪以后，配额系统一定早就消失了，而杜罗产区的葡萄市场也会变得自由开放。种植商的数量会减少许多，一系列DOC级别的次级产区会取代目前包含着餐酒但已经不合时宜的广义“杜罗DOC”。

　　伟大的杜罗餐酒葡萄园将与梅多克酒庄、勃艮第顶级酒庄或巴罗洛的种植商一样出名并受人追捧。优质的波特酒会与优质的餐酒共同存在，但餐酒的数量将远远多于波特酒，历史的车轮将实现完整的循环。

　　只是，我们要如何实现这一切，还是个未知数。

　　Decanter作家：Andrew Jefford

　　Andrew Jefford先生是Decanter杂志及www.decanter.com的专栏作家。Jefford先生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就从事葡萄酒写作（同时涉及的领域还有威士忌，旅行及香水），曾获诸多奖项，最近因专栏作家的成就而获奖。2009年到2010年间的15个月，Jefford先生在Adelaide大学担任高级研究员。目前正在撰写一本澳大利亚葡萄园及风土相关的专业书籍。他目前居住在法国郎格多克产区，Grès de Montpellier和Pic St Loup的交界地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