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槟是自然的产物，它的生产者因此时刻面临着自然变化的威胁，在脆弱和不确定性之间凭借经验和天分创造美好。香槟令人获得巨大愉悦的商品属性，决定了它在人类历史中的命运——无论我们的世界如何起伏跌宕，香槟一直都在。它经历了欧洲社会的剧烈变革，见证了新兴国家的崛起，激发了艺术与思想的发展，也切身参与了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演进。
所以，当我们再次凝视杯中香槟不断浮上液面的气泡时，让我们一起致敬历史。
——by王昭
王昭，法国斯特拉斯堡大学经济学博士/法国上阿尔萨斯大学担任全职教职/专业葡萄酒自媒体及社群平台WINEBOY主编/多家媒体专栏作家/法国INSEEC与中国农业大学合作WINEMBA项目特邀讲师
2019年3月，作者在香槟委员会的邀请下展开了为期一周的香槟访问。在常规的旅游、品鉴信息之外，王昭却是想要将香槟区那跨越数百年的历史与你娓娓道来。
由于篇幅所限，全文将分三次于ComiteChampagne微信公众平台进行首发转载。
“2010年7月，145瓶香槟酒从芬兰阿兰德岛海域一艘沉船中被打捞上来。这些香槟的酒标已经完全消失，通过对香槟瓶塞内面(酒瓶里的那端)的火印，专家们确定了其中95瓶来自后来被Jacquesson接手的Juglar，46瓶来自与表哥Ponsardin合作经营的凯歌夫人(Veuve Clicquot Ponsardin)，4瓶来自现在属于香槟巨头弗兰肯-伯瑞集团(VPM)的Heidsieck & Co house。历史学家们根据沉船和香槟瓶上的蛛丝马迹，断定这批香槟的生产时间有可能在19世纪初期。
品鉴专家们被邀请前来做出专业评鉴，他们从每一瓶香槟中抽取酒汁并小心翼翼地重新封瓶，最后判定有79瓶可以被饮用。2015年，科学家针对这批香槟作出的理化研究发表在美国国家科学院学报上。分析结果显示，虽然这些香槟的残糖量高达150克左右，但与当时俄罗斯市场的偏好相比还是太低了，因此它们应该是船上的人带在路上自己喝的。”
从19世纪到今天，香槟始终是带给人最多欢愉的葡萄酒。也正是缘自这种独一无二的属性，阿兰德岛沉船上被发现的这批香槟才会在当时被远游的人带上船。它们本应在旅途中被享用，却因缘际会落入波罗的海，成为欧洲近两百年历史的见证者。对于那些有幸能够喝到这些香槟的人来说，它们亦是最难得的讲述者。
19世纪上半叶正是欧洲动荡不断的时期。跨越18世纪和19世纪的二十几年里，七次反法联盟接连对法国发动战争，最终彻底击败拿破仑·波拿巴。在其中的第六次反法同盟中，联军进攻至香槟产区，兰斯(Reims)和埃佩尔奈(Epernay)在1814年2月被普鲁士、哥萨克和俄罗斯军队占领。3月，拿破仑本人先在凯歌夫人的表亲Ponsardin家住了3天，然后又住到了时任埃佩尔奈市长的Jean-Rémy Moët(酩悦酒庄庄主)家里。在此之后，拿破仑回到巴黎并于4月退位。
1807年7月26日，拿破仑参观Moët & Chandon酒窖
兰斯和埃佩尔奈在被占领的一开始便遭到了大肆洗劫。香槟生产商们凭借不可以思议的商业判断像先知一样处变不惊。他们镇定地看着侵入者们偷盗、抢掠或豪饮香槟，心里清楚：等到世界恢复平静之后，最凶残的强盗也终将变成忠实的客户。市长Moët先生在战争期间灵活应对联军，保住了城里的大部分酒窖，但普鲁士人和哥萨克人还是喝光了Moët家几十万瓶香槟。Moët对自己的朋友说，“我向掠夺我的敌人微笑，任他们喝光我的酒。当他们回到家乡后，将会为我们做出最好的宣传。” 有过同样遭遇的Clicquot夫人(即凯歌夫人酒庄的创始人)也说，“让他们喝吧！他们早晚会偿还账单。”
香槟的贸易在战时停滞不前，但它只是暂时被帝国遭受的痛苦所打断。香槟地区真正重获安宁是在1830年前后，地区经济恢复了节奏，全欧洲的美食家们都疯狂地庆祝每天有海量香槟伴随的好日子的归来。法国的自由主义思想令它在欧洲重建威望，欧洲各国之间的往来也在这段时间得到了恢复。2010年打捞上来的香槟，正是在这段时间被生产出来，并被带上前往俄国的商船……（未完待续）
本文主要参考资料：
Le livre d'or du champagne, Colonel François Bonal, Editions du Grand-Pont, 1984, ISBN-13: 978-2881480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