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许要先对欧洲的“非岛民”们说声抱歉，因为比起其他国家，英国人一直对葡萄酒世界有着更深远的影响。

　　这背后的缘由，说来十分有趣。或许由于英国大部分的国土并不适合种植高品质的葡萄酒；而当时的英国正是一个新兴的富裕航海国家，这使得英国人对国外精品葡萄酒有着狂热和追逐。也正是英国人们的这份狂热，给葡萄酒世界带来了独特的、可说是无与伦比的影响。

　　英国人爱酒是一方面，数百年以来，不少特定类型的葡萄酒风格，也因英国人的口味而变化，其中波尔多红葡萄酒（Claret）、波特酒和香槟尤其明显。此外，英国本就毗邻法国等多个著名葡萄酒生产国，四处远航的英国人对这些葡萄酒的需求，促进了这些佳酿的传播。无论是历史上还是如今，这些佳酿在全球能够取得如此成功，英国人可谓是其中的“神助攻”。

　　波尔多红葡萄酒
       
　　就如中国人爱茶，英国人也爱波尔多红葡萄酒如命，甚至令人怀疑波尔多是大不列颠群岛的一部分。“回溯数百年前，波尔多葡萄酒就和英国人的文化传统密不可分了。不然，在享用烤牛肉时，我们还能喝什么呢？” 几年前，伦敦酒商Tony Laithwaite跟我打趣道。

　　自13世纪以来，波尔多红葡萄酒确实一直是那些“不差钱”的英国人心中的不二之选。得益于利好的贸易条件，波尔多酒商得以“近水楼台先得月”，优先于邻近的其它竞争产区，将自己的酒销往英国。

　　当中潜在的利润是巨大的，根据记录显示，在13世纪初期，单单是一年间，便有九千万升葡萄酒从波尔多出口至英国，这个记录一度成为当时全球航运记录之最。

　　到了17世纪后期，利好的条件鼓励酒庄主们不通过中间商，直接将酒卖给顾客。完美主义者兼葡萄园主Arnaud III de Pontac就是其中之一。他在伦敦开了家酒馆，把酒直接售给客人。Pontac的酒馆名为The Pontack’s Head，专门出售侯伯王（Haut-Brion）葡萄酒。几乎是在同一时期，在梅多克（Médoc）的沼泽地被成功排水后，其作为葡萄酒产区的潜力也崭露锋芒，最终孕育出拉菲（Châteaux Lafite）、拉图（Châteaux Latour）及玛歌（Châteaux Margaux）等著名酒庄。

　　倘若没有英国狂热粉丝们的支持，这些“新派法国波尔多葡萄酒”（New French Clarets）或许就不是今天的面貌了。

　　彼时，值得关注的是，英国或其他国家的酒商是不允许在波尔多城内经营业务的，因此，他们转向城市的下游沼泽地带，建立了夏特隆区（Quai des Chartrons）。

　　18世纪，最早一批中间商（négociant）选择眺望加龙河（Garonne）的奢华公寓安身（葡萄酒仓库就在背朝河岸的那一面）。他们在传播重要的先进技术上亦充当了重要角色——来自苏格兰的William Johnston就是他们中的一位。那时中间商们倡导的不少技术被沿用至今：比如使用硫磺作为杀菌剂（由荷兰人发明），添液（topping up）、换桶（racking）、采用蛋白进行澄清以及在小橡木桶中酿造顶级酒款等等。当地酒农们直接从中间商们那里学到了这些先进的技术，并付诸应用。

　　最后，英国人的偏好也极大地改良了灌装葡萄酒的玻璃瓶。1615年，詹姆士一世国王为了保育森林资源，禁止人们在制作杯子时焚烧木材加热，使得Robert Mansell爵士和Kenelm Digby爵士等企业家进一步完善煤炭炉的效用。在17世纪末期，玻璃瓶已变得更厚、更重、更坚硬、颜色更深，采购价格也变得更便宜。更重要的是，玻璃瓶的推广意味着波尔多红酒可在酒窖内陈年数年或数十年。

　　所以，要说哪个国家给波尔多葡萄酒的发展“添砖加瓦”最多，英国着实是个“神队友”。

　　波特酒

　　比起波尔多红酒，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英国对波特酒的影响更加深远。讽刺的是，英国人开始喝波特，最大的原因是波尔多红酒不够喝了：16世纪后期，英国和法国频繁交战，贸易停滞，酒商不得不四处寻求波尔多的替代品。

　　其中有个酒商的儿子名叫Job Bearsley [ 泰勒波特酒厂（Taylor Fladgate）的创始人]，他当时冒着风险，在欧洲各地四处探访。1692年，他在上杜罗河谷（Upper Douro）找到了一款由耶稣会会士酿造的酒，这种酒风味强劲，让他觉得颇有前景。

　　和我们如今熟知的波特酿造方式不同，一开始人们酿造波特是完全不加白兰地的。不过数十年后，人们已逐渐习惯在完成发酵后加入少量葡萄烈酒；再往后，演变为在酿造过程中加入基本没有味道的白兰地。

　　这样的做法，其实是为了给波特酒上一道“保险”。在炎热的气候下，酒农把酒装上小船，沿着河流而下至波尔图港（Porto，波特酒Port这个名字便取自波尔图），这个过程是十分艰苦的；运送至英国的过程，就更遥远了。辛明顿家族酒庄（Symington Family Estates）的Paul Symington解释道：“（酿造波特时）加入白兰地，极有可能是因为英格兰／苏格兰的酒商希望酒液在运送至英国的长期航行中能稳定而不变质。”

　　Bearsley的发现得到了其他几家英国酒商的赞同，波特酒也随之风行一时。1703年，英国和葡萄牙签署《梅休因条约》，两国之前的贸易享受更多优惠政策，进一步推动了波特酒的传播。

　　18世纪波特酒的航运货量规模巨大，航行开始于盖亚新城（Vila Nova de Gaia），再行至波尔图河岸；当时的主要酒商包括泰勒酒庄，还有其它一些——后来不少被辛明顿家族收入旗下。当时有个打着旗号为“三瓶子”的俱乐部，会员聚集起来单纯为了买醉。甚至还有“六瓶子”联盟，当中一个会员曾被问到他是否曾经一晚不需要任何协助喝掉三瓶波特酒，他打趣回应道：“先生，并没有，我还喝了一瓶马德拉酒助阵。”

　　撇开这些轻狂的言论，英国人对波特的青睐带来不少积极影响。当中，最值得一提的要数“年份（vintage）”这一概念的建立。辛明顿家族曾经写道：“是英国人首次发现年份波特酒的伟大之处，”而玻璃瓶子在其中发挥了关键效用。

　　18世纪末，葡萄牙本土生产的玻璃瓶子逐渐转变为圆柱形、瓶肩较窄的设计。就如波尔多红酒，人们很快发现最好的波特酒能在陈年中得到发展，尤其是那些经过正式发布的年份酒款。不久之后，英国的酒窖酒存入了成箱成箱以木塞封存好的波特酒。由于波特在陈年过程中会产生大量沉积物，醒酒器、开瓶器还有一系列葡萄酒礼仪习俗因此应运而生，而且沿用至今。

　　由于英国对波特酒的需求飙升，移民此地的加利西亚人石匠们通过不懈努力（加之无数的火药轰炸），开辟了陡峭的、片岩土质的梯田——也造就了如今享有盛名的上杜罗河谷（Upper Douro）壮观的景象。“我第一次来到上杜罗河谷，便为它美丽壮观的景象及出产优质葡萄酒的巨大潜力所折服。时至如今，我依然对它保持着敬畏。”飞鸟园酒庄（Quinta do Noval）庄主Christian Seely如是说。

　　所以这个故事告诉我们，英国人真的从物理上改变了世界葡萄酒版图……

　　香槟

　　与波尔多红酒和波特酒不同，英国对香槟的影响发生在更近期。但是，追溯香槟起泡酒最早期的发展，不能不提再一次提到英国人的玻璃酒瓶。

　　我们今天所熟知的香槟，通常具有六个大气压的瓶压。要酿造香槟，必然需要足够强硬的瓶子抵挡瓶内产生的二氧化碳带来的高压。

　　1675年，当时领先的玻璃制造专家George Ravenscroft完善了一氧化铅在玻璃制作过程的运用，使得玻璃瓶的耐压能力大大提高。随后的几百年，玻璃酒瓶的制造技术并无十分突破的发展，一直到大约1875年，玻璃瓶才完善至可承受六个或以上的大气压。

　　你可能想不到，19世纪末期出产的香槟，几乎全部都是甜的。当然，不同市场对甜度的规定有所不同（俄罗斯人就尤其喜欢甜腻的香槟）；但是我们今天所定义的“干型”香槟在当时几乎是不存在的。

　　随后在1848年，一名叫Burnes的伦敦酒商突发奇想，希望品尝不加糖（dosage）的巴黎之花1846年份香槟。酒庄回绝了他这个请求，Burnes则反驳道，香槟需要和许多不同的甜酒进行竞争，为什么不研制一种完全干型口味的香槟，说不能能发展出一个新的市场呢？最终，巴黎之花同意给Burnes运去一小批1846年份不加糖的香槟。Burnes随即在一个知名的军事俱乐部与众人一起品尝了这些酒。
       
　　可惜这次尝试以失败告终，没人欣赏这些干酸的香槟，Burnes被要求将他剩下的酒款送回法国替换甜的香槟。但故事并不是完全没了下文，在1860年，好几家公司或许是记得Burne的大胆尝试，给英国酒商寄去了一些比平时口味更干、且熟成时间更长的1857年份香槟。这一次他们得到了积极的回应，不久后英国的酒商便开始要求更多口味偏干的香槟。到了著名的1874年份香槟发布时，几乎所有主要的香槟酒厂都在打造干型口味的酒，大多是“特干型”（brut）风格的酒，以适合英国市场的需求。

　　在那些年，香槟的爱好者曾划分为两个阵营：一个是青睐新的干型口味的；另一派则喜欢旧有风格。和如今人们的许多偏好差异一样，这其实是个“代沟”问题：父母那一代偏好传统的甜味酒款，而他们的下一代则更倾向于口味偏干的。

      
　　《Punch》杂志上曾刊登过John Leech一幅描绘晚宴聚会场面的画，画中的男学生（推测年龄）从其叔叔那里接过一些甜味香槟。“George ，我的孩子，现在给你一杯香槟。不要在学校碰这些东西，知道吗？”George回答说：“这实在太甜了……而我已经到了必须坦白我喜欢干型酒款的年纪了。”干型香槟最终成为了全球最受欢迎的类型，或许一切都起源于那位大胆瞻前的英国酒商。

　　影响还在继续
       
　　从不同的角度来看，贪杯的英国人民影响了许多不同类型葡萄酒的历史发展轨迹，他们的功绩无人能比。甚至在今天，大不列颠群岛还依然以无以估量的方式持续地影响着葡萄酒世界。

　　如开头所说的，英国尽管并不是主要的葡萄酒生产国，却是侍酒师大师公会（Court of Master Sommeliers）和葡萄酒大师协会（Institute of Masters of Wine）的所在地，数本获得全球广泛认可的酒类杂志及书籍也出自这里。

　　在21世纪，英国成为了推进葡萄酒教育及品鉴的领先国家（英国葡萄酒及烈酒教育基金会WSET的总部设在伦敦），伦敦则名列全球名酒销售及整体窖藏之最。

　　当然，这并不是说其他国家对此毫无建树——只不过从几百年前便对葡萄酒充满无限热情和憧憬的英国人，用行动证明了“死忠粉”是能改变世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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