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样的酒才可以称得上国酒，或者说国酒的标准是什么？这个问题似乎从来就没有过答案。要是在古代，这个问题似乎好办些，可以参照皇亲“国戚”的说法来确定。比如“国舅”那就是皇后的弟兄，也就是皇上的大舅子或者小舅子，问题是很明确的。那么那时候的“国酒”完全可以定义为皇上爱喝的或者认可的酒。子曰：“时哉！时哉！”时代不同了，已经没有皇上可以给哪款酒来个“国酒”的封号了。 　　“国酒”的标准到底该是什么，实在值得探讨。宽泛地说“国酒”应该是最能代表中国的酒，怎么个代表法呢？不妨做个设想。销量？如果以销量作为标准，那么“国酒”将不是一种称号，而仅仅是一面“流动红旗”，今天在我家，明朝到他门。这不是我们希望的“国酒”；口味？酱香型、浓香型甚至清香型都各自有各自的风格，谁能够代表“中国酒”呢？这个标准也是不好裁判的；普及性？这个也不好说，达官贵族流行喝茅台，而咱们老百姓更喜欢二锅头，要讲“公投”，茅台未必赢得二锅头；论历史，杜康、杏花村更有群众基础，但似乎离“国酒”的感觉远了些。 　　当然，要评“国酒”，任何单一的标准都是没有说服力的，最终还得是个“综合指标”。这样算来，茅台可就是最为接近“国酒”标准的了。然而，我们既然谈“综合标准”，那么在这些“综合标准”里则必须有一个“核心因素”。“国酒”的“核心因素”是什么呢？恐怕还得归结到文化上来。也就是说，能够在品牌文化上完整体现中国文化特征；能够在产品口味上体现“中国酒”的基本特征；能够在市场影响上体现广泛的群众基础，恐怕是“国酒”必备的三个基本条件，并且，在这三个方面都要表现出色超群，甚至遥遥领先。 　　一直以“国酒”作为招牌的茅台在产品口味和市场影响两方面是具有绝对优势的，并且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中国酒文化中的“工艺文化”，但茅台欠缺的恰恰是对中国文化和中国性格的代表性，因为在茅台的品牌文化提供的信息里，我们感觉不到“中国文化”。反过来说，如果茅台这个品牌能够注入中国文化尤其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涵，那么其“国酒”地位将无可撼动。然而，茅台的品牌战略规划似乎也无意于此。于是，这就给“国酒”之争提供了一次难得的市场机会。 　　越来越多的白酒品牌开始悄悄地做起了尝试。在这些野心勃勃的酒品牌里，五粮液高调亲近儒家文化，无疑是在为五粮液品牌寻求新的文化内涵做准备；国窖尽管没有明确的行动，但一个“国”字却更具有形式上的杀伤力；在儒家文化越来越被世界认可的时候，除了五粮液，更多的白酒陆续打起了儒家文化的主意。 　　儒家文化自然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也是当代中国文化的基础。我曾经论述过“中国酒文化的实质是儒家文化”，对白酒企业在这方面的努力甚感欣慰。国酒，茅台是最有机会的。对于其他酒品牌的努力我们会密切关注和祝福。但从文化层面讲，我更看好几乎消逝在人们视野的孔府家酒。 　　孔府家酒重塑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企业文化和品牌文化，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这一优势从来没有被孔府家酒认真发挥过，这也可能是上天留给孔府家酒复兴难得的一次机会，也是孔府家拥有的一个巨大的文化宝藏。然而，孔府家酒原有的影响力已不足以继续它的辉煌，复兴的道路是一个更扎实、更艰辛的过程。这时候，战略目标的确定则成为孔府家复兴成败的关键。 　　作为中国酒企业，孔府家有着其他白酒企业和品牌难以比拟的儒家文化优势，过去“让人想家”的家文化无法让孔府家体现中国文化和中国性格。真正意义上“中国酒”应该是一种口味的象征，代表着中国文化，没有哪一个酒做到了这一点，这也许是孔府家的机遇和目标。